从11月1日起，《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(试行)》正式实施，其中明确规定“禁止餐饮经营者设置最低消费”，否则最高可处3万元的罚款。但据媒体记者在上海、北京等多个城市的暗访，“最低消费的禁止令”未必落到了实处。有的名义上取消了最低消费，但包间服务要收取10%到15%不等的服务费；有的包间则要求点包间套餐；而有的餐馆索性直说“还没有接到通知”，继续搞最低消费。

　　去年年底，北京市工商局认定禁止自带酒水、包间最低消费等6种情形，是餐馆行业的不公平格式条款；今年年初，最高法公开认定餐馆的“禁止自带酒水”、“包间设置最低消费”等规定，属霸王条款，违法且无效。特别是这次，商务部和发改委联合颁布的《餐饮业经营管理办法(试行)》，更是对最低消费实施严格的行政禁止。

　　其实，小小一个“包房最低消费”背后是一个契约自由、政府治理的大话题。一方面，要“相信市场的力量”，行政监管、司法监督不能完全吞没民事行为的意思自治，要避免重走过度干预市场的老路；另一方面，契约自由不等于契约正义，也不能放任商家打着“契约自由”的旗号损害消费者利益，该管的霸王条款还是要管。

此前，对于餐馆“最低消费”“开瓶费”等，法律界的意见并不统一。比如，2008年北京海淀法院曾判决：在餐饮经营者已经及时全面履行了告知义务后，消费者仍选择在包间就餐，应视为双方已达成合意，最低消费的设定是合法的。大致可以认为，以往法院的主流观点是：只要事先提示有最低消费、开瓶费的，就被认为是当事人之间达成合意，可认为合同合法。

　　但现在，游戏规则正在改变。

　　餐饮企业要接受目前的“新常态”，餐饮企业不能再按“老皇历”办事，国家严控公款消费、社会层面提倡抵制奢靡之风都是不争的事实，这是不以餐饮企业老板的意志为转移的。高档餐饮企业现在能做的还是转型，从严重依赖公款消费、奢侈型消费，转向挖掘潜在的正当消费需求；从强制的“最低消费”“开瓶费”等服务门槛，到粘合消费者在餐馆里自觉消费。

　　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，人们都是在制度的约束之下做出经济行为的，既然目前“最低消费禁令”成为一项硬的制度约束，而且也势必成为今后工商、商务部门执法的重点，那么餐饮企业肯定要接受这一制度约束，从而改变自己的经济行为。

　　从更广的层面上说，这一禁令将打破现有市场均衡，很可能就是将原本定位“高档”的餐饮企业“拉下马”，从而在另一种层面上形成新的均衡。作为普通消费者将是这次“最低消费禁令”的受益者，将以更低的门槛享受餐饮服务；当然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——高档餐饮在将来出现供给不足。